摘 要：《简爱》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经典小说，其内在无穷魅力不断地吸引着不同时代的各国普通读者，更加令各种文艺批评思想流派的垂青，其内在的惊人文本张力也使得文本在不同批评思潮中呈现出令人豁然开朗的智慧之光。故此，本文试图系统归纳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以便于同行学者对其做更好的研究，从而福佑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关键词：《简爱》 文艺批评
《简爱》是世界性文学批评课题“勃朗特文学”中最受各国学者关注的作品之一。自从1917年《妇女杂志》上“泰西女小说家论略”一文首次把勃朗特姐妹介绍给中国读者至今，《简爱》一直受到各个年代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和学者们盛情评论，逐渐成为中国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热点。［１］
综观中国《简爱》批评史，百年间《简爱》批评思潮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基督教文化研究、叙事学等文艺批评理论都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简爱》作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做出了许多无疑为有益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视角大多单向地研究文本中那些各自理论所特定指向的“趣味”元素，将文本割裂得支离破碎，故此诸等论断偶尔也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阶级斗争思想所体现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给当时文学批评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在这样时代背景下，文学评论肯定了《简爱》文本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元素，正如1955年《译文》刊载的一篇文章所说：“勃氏姐妹‘也许是无意中成了千百万不幸的和受压迫的人们的代表’。”［２］夏洛蒂?勃朗特作为英国现实批判主义时代的伟大女性作家，肯定其文本中客观反映时代人类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文本时代共性特征。然而，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马克思文艺批评理论对《简爱》中的各种人物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定性，进而《简爱》便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简爱阶级意识斗争，以及投降于大地主罗契司特尔之堕落的心理历程。诚如刘亚芬先生所言：“‘文革’时期，在不断升级的‘斗资批修’的‘思想大扫除’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一律被扣上‘资产阶级文艺’的帽子，成为完全被批斗的对象”。［３］故此，我们在研究中卸下《简爱》那顶“资产阶级文艺的帽子”就成了保证文本研究客观公正的一个必然要求，实事求是地、批判地考察文本产生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现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全球范围内为民主、自由、平等而战的民权运动的不断开展，不仅各国人民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也逐渐地自我觉醒，进而在文学批评上反映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由于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文学女性人物形象，正如乔伊斯?卡?欧茨(JoyceCarolOats)在为小说第三版所作的“介绍”中指出：“在1847年《简爱》出版之前，英国文学中虽不乏叛逆女性的形象，但像简爱那样卑微、平凡、孤苦无依的‘弱势’女性如此自觉地对抗强大的父权社会，算是空前的。”［４］故此，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纷纷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文本进行穷尽皓首地考辨。在女权主义运动之强烈政治意识的迫使下，女性主义评论也都竭尽全力地挖掘《简爱》文本中女性的“第二性”社会地位的文本元素，进而抗诉和颠覆父权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探寻缔造男女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之途径。然而，这种源自于女性意识觉醒的政治动力作用于文本分析，似乎是某种强大的外力不顾文本内在信息系统而单向地强行介入文本意义的阐释，是一种横向切割文本从中寻找“趣味”元素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极容易破坏文本语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强奸文本”的行为。当然，《简爱》文本固然可以探析时代女性的性别意识，然而偏激的此类研究必然会撕裂文本语义系统，造成不必要的文本伤害和偏颇的阐释批评。譬如：许多学者认为伯莎.梅森是夫权和父权文化的直接受害者，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疯狂的复仇者。国内学者称：伯莎.梅森所要肩负的使命是彻底摧毁男权主义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毒害，她的最终不幸被毁灭的悲剧实际是在揭示妇女身上被压抑，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苦和她们的愤怒。然而，伯莎.梅森的“疯”是生理遗传的，罗切斯特在文本中指着伯莎.梅森对众人喊道：“伯莎是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勃朗特，1994：273)此外，十九世纪早期的夏洛蒂?勃朗特或许并没有如此高的女性意识，伯莎.梅森作为夫权和父权社会的牺牲品似乎也只是文本透过三棱镜所映照出奇特释义，虽然其状光怪陆离、饶有趣味，但脱离文本的研究方法却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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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爱
原文链接：《简爱》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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